談「標舉」

前人論藝，往往喜歡標舉一兩個字來作品第的標準，這風氣尤以清人論詩為甚。如沈德潛的「格調」、袁子才的「性靈」、王漁洋的「神韻」、翁方綱的「理」、以及常州派論詞的「沈鬱」，雖提出的只是寥寥一兩字，其中蘊含的理論，卻可以推衍出千言萬語。

這樣的標舉，有好處也有壞處。

好處是立定宗旨，猶如千軍萬馬中樹起一面帥纛，是則眼前雖森羅萬象，我卻可以守一以應萬，不致張惶失措，進退無據。──這好像科學研究中的歸納法。

然而壞處卻在於一兩個字所含的意義，終嫌太過抽象，用來做「界說」，時會失之於不夠周延。況且，首先作此標舉的人，固然自己心知肚明，但後繼者則未必盡能會心，有時強作解說，反而會是非愈辯愈糊塗，到了後來，同一標舉竟會變成與原來的目的相反。

例如漁洋論詩雖主「神韻」之說，但他亦未嘗不重視「性情」，他說──司空表聖云，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，此性情之說也；揚子雲云，「讀千賦則能賦」，此學問之說也，二者相輔而行，不可偏廢（師友詩傳錄王漁洋「答問」）。可是，《尚友堂說詩》卻斥漁洋曰──漁洋詩話三卷，無一語及性情者，只如賞名花、評美人，矜誇其聲容豐度而已。

二百年後讀《尚友堂說詩》，讀者難免會替王漁洋抱不平，可是也難怪別人誤會，因為主神韻說者太過喜歡嚴滄浪的說法──「詩有別才，非關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」既然非關學、非關理，人就很容易誤會神韻說澆薄，這便可以坐罪他們久缺性情。

此僅舉王漁洋的標舉「神韻」為例，其餘的標舉亦所失維均。──例如王國維論詞所標舉的「境界」，至今便成聚訟，然而卻是詞學中的一大關目，這聚訟，恐非當時提出這標舉的王國維始料所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