坎坎胡
讀者許偉倫君兩次來稿，主要內容都是說亂世須用重典，所以香港應該嚴厲執法，尤其是對黃色的公務員，包括法官及醫護，以至高級官吏都應該用重典來處理。對此，王亭之有一點意見，可能許君不同意，但亦不妨一說。
從古以來，對亂世用重典，其實亦有一個原則，那便是儒家的中庸思想，所以對付如今的香港局面，亦應該重典中有中庸，是即殺傷力不必太重，只要他們不暗中亂港，那就可以任由他們自己要怎樣想就怎樣想。
以香港大學那條柱為例，港大處理得一塌糊塗，居然要聘請律師行來解決，律師行縮沙，便似乎完全束手無策，那不是笑話，實在是潛在的反中思想在作怪。假如有人在你門前放一堆東西，你叫他搬走，他不肯搬，你會怎樣處理？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報警。現在這條柱，分明是不肯搬，為甚麼要律師行，報警便可以了。因為處事者覺得這是一條反中的柱，有政治性，所以才不願意搬，或者不敢搬。將事情搞到這麼亂，就不防用重典了。如果王亭之是特首，一定下令香港大學報警解決，相信一哥蕭澤頤一定不會交律師行處理，三下五落二，將柱拆掉，搬入貨倉，同時通知那個建柱人，每個月要收十萬港元倉租，事情就解決了。
以此為例，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，譬如醫護問題，香港是中國地方，為甚麼不可以聘請中國的醫護人員來港？如果說香港聘請醫護人員有限制，那麼，將幾間醫院交給中國政府，由中國政府處理這些醫院的醫護人員，王亭之不相信香港人不會去這些醫院看病。
至於那家香港電台，為甚麼不可以將他解散？解散之後重組，頂多一年半載時間，問題便完全解決了。
由這些例子，足見香港處理事務的官員，以及港大的話事人，遇事必由政治層面來考慮，一考慮，就怕得罪黃人，所以不要說用重典了，根本事情與「典」的輕重無關，只是思想問題。所以，許君提出治亂世要用重典並不完全有用，很多事情連「典」都不要用，依常理去解決，那就可以了，這便是中庸之道。
許君又提出港英政府當年設立的政治部，那真是一個問題，當日香港回歸，甚麼都「五十年不變」，連簽訂中英協議後，港英政府所設立的制度，都不敢改變，可是偏偏卻撤消了一個政治部，所以當年港督可以用「港督不喜歡你」為理由，將人驅逐出境，但特首卻沒有這個權利，所以這件事情，其實要問一問陳方安生女士，不成立政治部的原因何在？因此這件事情亦非常簡單，下一任特首可以用「五十年不變」為理由，重新成立政治部，邀請精通國安法的人員參加，建立檔案，於必要時就用「特首不喜歡你」為理由，將之驅逐出境。有了這個部門，相信很多人做事都不會用政治問題來考慮。
王亭之還可以舉出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。王亭之一家在大陸有些物業，如果能夠證明家人是在某年之前離開大陸，就可以向中國政府收回物業，所以王亭之就向一個有關部門申請，查明家母的來港時間，同時發出一個證明。結果這個事情足足弄了三年，因為要證明王亭之的母親是王亭之的母親，期間，王亭之請中國政府依照當年的戶藉記錄發證明書，證明王亭之的母親是王亭之的母親，證明書很快便拿到了，結果該機構的辨事人員以「大陸的證明書不可靠」為理由，駁回王亭之的申請，鄭大班知道這件事，說可以替王亭之設法，結果無效，因為鄭大班都不可以證明中國政府的證書有效，所以他建議我請一位出名的大律師來發信。唉！王亭之幾乎氣死了，後來還是一位會計師醒目，因為王亭之當年向香港政府報稅，有文件證明王亭之的母親是王亭之的母親，稅局接受了，並沒有要求王亭之提出證明，於是請律師寫信給該機構，叫他們去稅局查一查歷年的報稅記錄。終於該機構才死死氣發出王亭之母親來港的時間證明。這件事，完全是政治問題，他們明明知道香港沒有戶藉法，可是卻偏偏認為中國政府依戶藉記錄查出的證明文件無效，那不是歧視中國政府是甚麼，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一國兩制，簡直是香港一制。倘如有政治部，王亭之當年一定向政治部投訴。
王亭之不認同許君的亂世用重典，正是因為依中庸之道，根本不需重典，只要有一個政治部為後盾，許多人的處事方式就會不同，建立「重典」，無非只是阻嚇，開放一些，有時更容易解決問題，例如香港大學那條柱，沒有政治考慮，十日不到就可以搬走；又如王亭之那個申請，沒有認為中國政府發出的證明不可靠的思想，一兩個月就可以證明家母的來港時間。
許君提出的問題甚多，成立一個政治部都能完全解決，未知許君意為如何。現在最好由陳方安生女士說明當年特區政府不成立政治部的原因，我們可以考慮她的意見，由特首決定是應該跟隨陳方安生女士，抑或可以依照中英協定，將此部門重新成立。
王亭之回答許君，未將他提出的事件全部論及，這樣的簡單答覆，未知許君是否滿意。
謝謝許君的來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