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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系之三:佛教如何入世?

-邵頌雄

執筆打算寫有關「Engaged Buddhism」這題目時,剛看到《時代雜誌》(Time Magazine ) 報道一行禪師(Thich Nhat Hanh)病重的消息,謂禪師三個月前已拒絕接受治療,回到出家受戒的越南順化歸原寺,靜待圓寂之期。筆者上星期於多倫多大學的課堂內,談到的正是一行禪師對佛教的改革,忽聞禪師「隨時呼出最後一口氣」,驚詫難免。然一天後,一行禪師的大本營梅村(Plum Village)發出的聲明,卻謂禪師情况非常穩定,定期接受針灸等治療,而且往訪禪師的弟子也絡繹不絕,天氣許可的話,倚坐輪椅的禪師還會跟弟子一起禪修。《時代雜誌》的說法,或有誇大之嫌。

本欄上期提到「正念治療」種種,而一行禪師正是最早倡導「正念」(mindfulness)禪修的佛教法師,連西方「正念減壓療程」(Mindfulness-Based Stress Reduction) 的創始人卡巴金博士(Dr. Jon Kabat-Zinn)也曾從學於他。然而,一行禪師教授的「正念」修習,與由卡巴金發展「去佛教化」的「正念療程」,貌似而實不同。禪師倡導的,是簡化了的佛家見修,雖簡化而無歪曲,為普羅大眾設計的「正念」禪修,仍以佛家緣起、無我、空性等教法為依歸,而卡巴金博士推行的,則是毫無知見底蘊下剽竊佛家部分內觀技巧作手段的心理療程,其成效於近年的研究每受質疑。比較而言,一行禪師領導「簡化」了的佛法修持,不重繁瑣闡釋、複雜觀想,猶如英語學習過程中,着重基本會話的教學,而非深研經典文學和寫作技巧;卡巴金博士則是「神化」了的修持技巧,不僅把英語簡化,還將之「神化」,「A for Apple、B for Boy」被吹噓成近乎具有咒語般的力量,只管念而毋須理解,短期便能達到不可思議的療效。

一行禪師譯Engaged Buddhism

一行禪師於近代佛教史中,佔舉足輕重的地位。由他率先提出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,成為佛教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雛型。所謂「Engaged Buddhism」,一般譯作「入世佛教」。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劉宇光教授,別出心裁,稽考「Engaged」一字的法語語源「engagé」,帶有「作家、藝術家對當代問題的表態行動」、「道德承擔」等意義,而將之意譯為「左翼佛教」。筆者同意「入世佛教」這翻譯未能完全扣準「Engaged Buddhism」的豐富涵義,而「左翼佛教」於一定程度上作出了補充,但以「左翼」來概括多元多樣、訴求迥異的佛教運動,亦未必穩妥。筆者與劉教授多年不見,對此問題尚祈來日有緣與他詳加討論。然僅就「左翼」一譯而言,劉兄雖曾提出這翻譯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由一行禪師所親擬,但究竟一行禪師的政治立場是「左」抑或「右」,本身其實已頗具爭議。

一行禪師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,建立於越戰時期由他帶領佛教僧人組成的和平運動,運動本身並無政治立場,既不親北越,亦不靠南越,以和平反戰為「中道」,無所謂左傾右斜。自一九七三年越南政府吊銷其護照後,流亡法國逾三十年的一行禪師,才於二○○五年獲邀回國,並准許他舉行多場教學活動和出版事項。此行卻惹來爭議聲音,批評者認為禪師甘願被越南政府利用作宣傳工具,粉飾政府對「越南統一佛教會」的打壓、對僧人的拘禁,為越南避免國際貿易制裁護航。行程中,一行禪師答應只與官方認可的「越南僧伽會」和宗教事務局官員會面,不論演講文稿與公開致函都「自我審查」,隻字不提「統一佛教會」。結果越南成功於二○○六年獲美國國務院於「特別關注國家」名單上除名,令不少人對一行禪師之舉感到失望。禪師造訪越南有何初衷,不為外人所知,但於接受越南政府種種要求、漠視被關押僧人、不與統一佛教會長老會面等,都令人懷疑他的立場是否右傾。二○○七年一行禪師再訪越南時,要求時任國家主席阮明哲不再限制佛教徒活動、停止宗教事務局運作,卻又令人感到他畢竟並非如批評聲音所言,為換取著作得以於越南發行而投共。結果,禪師於越南的梅村法門僧侶,旋即受到政府驅趕解散、武力打壓,而禪師亦被視為有陰謀顛覆越南政府。

傳統佛教省思前景的契機

據劉教授與一行禪師教團的電郵查詢,禪師近年以中文發表的著作,已「不再使用『左翼佛教』」一詞。那是禪師政治取態有所改變,抑或覺得譯名本身未如理想,不得而知。其實一行禪師從越戰時期開始,已秉持不靠邊的「政治中道」、以和平發展為依歸的立場,不宜勉強以「左翼」或「右翼」來總括他提倡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。

或許,「Engaged Buddhism」所重的,不在抗爭、不在表態,亦非在於政治抗爭,而是如何以佛家價值觀介入社會上不同的議題(即英語中所謂的「socially engaged」),令佛教面對二十及二十一世紀的經濟、政治、道德爭議等,仍息息相關,學人能依據佛家智慧和禪修,活潑而實際地予以應世。學者借用一行禪師擬定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一詞,來涵蓋東南亞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去殖民化運動中,各國因應不同經濟、政治等困境而以現代化佛教思想尋找出路的思潮,例如泰國佛使比丘(Buddhadasa Bhikkhu)倡導以「佛法社會主義」(Dhammic Socialism)救國,其弟子素拉.司瓦拉差(Sulak Sivaraksa)以重新詮釋的佛門五戒作為反軍政府運動的理性根據,印度的阿姆倍伽爾博士(Babasaheb Ambedkar)則通過佛教解放賤民,而斯里蘭卡的阿里耶拉(A.T. Ariyaratne)也以佛家價值觀和教義,作為覺醒社會、改革經濟的重要根源。這些運動,不一定有政治傾向,也並非受一行禪師的思想啟發,但都有着將佛教世俗化,並以之介入社會現况問題以為大眾謀求「離苦得樂」的共同性。

這股席捲東南亞的宗教力量,正是讓傳統佛教省思前景的契機。有一類佛教徒,認為學佛即不應參與充滿「嗔恚」的任何抗爭,不應關心充滿「貪婪」的經濟議題,不應表達充滿「愚癡」的政治立場,並以此作為「清淨」的修為。然而,若佛教只提供一個念經唱讚的場所,適時為信眾祈福許願,或作打齋超度、放生點燈等法會,對現今社會還有什麼意義?筆者十多年前拜訪一座佛寺時,適逢寺內信眾晚課念誦,因不便打擾,故在寺外靜候,卻見其中一位披搭戒衣的女居士,緩步走往寺旁大鐘,須臾即一面敲鐘、一面唱讚。後來女居士跟我說,已風雨不改地唱誦多年,每天敲鐘都能敞開地獄之門,為餓鬼施食,而這個能積豐厚資糧的崗位,得來不易,只因法師喜歡她的聲線具悲憫感情才點名讓她當上,其他人還眼紅不已云云。我聽完後,忍不住問了一句:對於餓鬼道的眾生如此慈愛有加,每天定時老遠駕車到此放焰口施食,可有想過這個城市內貧困捱餓的兒童有多少?可有想過如何幫助他們?

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

問題也許問得不公道,卻帶出了佛教如何與現代社會關涉的問題。佛教應否自限於法會儀式、念佛祈福等,而對社會不公義、需援手的事情不聞不問?筆者於多倫多大學的一些佛學課程,都附有課外「服務研習」(service learning)部分,讓學生到食物銀行等機構當義工,親身理解低層人士生活上的各種困難並施予援手。「佛學」學人可以這樣,「學佛」的人講求慈悲施予、無緣大悲,是否更應多介入、多engaged ?「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,離世求菩提,猶如覓兔角」。越南、斯里蘭卡、泰國、印度等地,可以把佛教融入生活、解決社會問題,漢傳佛教能否衝破傳統規限,而同樣能以佛法應世?

佛教於社會議題上,以「清淨」之名來獨善其身,可予人「離地」甚至不願擔起責任的印象。譬如,大嶼山作為香港佛教重地,於興建人工島的議題上,其實最應發表意見。佛教以慈悲為懷、悲憫六道見稱,與其愚昧而作大量商業放生,何不為那些因填海而絕種的白海豚,以及受破壞的珊瑚群、鮑氏雙足蜥、白腹海鵰等出聲?是不是佛教徒「食素」就不必理會填海造成魚類數量的劇減?佛說緣起,教徒對自然生態系統作出不可逆轉的破壞,是否認為與人類福祉毫無關係?

一行禪師提倡「正念」,也提倡「Engaged Buddhism」,前者自利、後者利他,兩者並行,正是佛教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石。批評者認為一行禪師的教法流於淺俗,但與其將佛法演成名相之學而只埋首於義理推陳,或僅以法事儀註為依歸,實不妨由「淺俗」入手,端正心態,從無私奉獻一己於社會而踏上現證「無我」之道。

 

(原載香港明報 2019年1月30日)